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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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

班固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166篇诗文

一生之敌

  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引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在史学界,他与
一起被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又与

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可这些人虽与班固齐名,却不与之同时。难道班固的学问在当时真是独步天下,没有对手吗?
  其实不然。与班固同期也有些与之齐名的文人,傅毅就是其一。两人本是太学同学,经历也极为相似,却在文学创作中互不服气,一生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有过数次“交锋”。因此,把两人称作“一生之敌”,并不为过。
  据陈其泰先生考证,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即16岁时到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从《后汉书·
传》中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不无依据。当时,班、傅两人已与崔骃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了。
  后来,由于要为父守丧,班固不得不离开太学,回老家居忧。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被逮至洛阳,后被汉明帝赦免,除兰台令史,作《世祖本纪》。之后,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这样,曾经的太学同学又在洛阳相遇。不过,这时的班固,地位已在傅毅之上。据《后汉书·刘复传》记载,刘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傅毅可能无法接受曾与自己齐名的同学位居自己之上,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牢骚。对此,《后汉书·傅毅传》作了如实的记载:“(傅)毅以显宗(即汉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看来,当时傅毅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是众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和班固的较量自然不少,而汉明帝也给他们创造了不少比试的机会。
  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傅毅、贾逵等人诣云龙门,问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所下的赞语有无不对的地方。因编纂《汉书》而对《史记》了如指掌,班固自然大胜。他率先回答,说赞语中引用
《过秦篇》的“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一句是不对的,赢得了汉明帝的认可。
  又据《论衡》记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只见于永平十七年。班固、傅毅献赋也当在此时。这次,二人的创作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汉明帝时班固曾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反对迁都长安,无形中也构成一次“较量”。但史书并没有记载这次“较量”的确切时间,只是班固在《两都赋》中说到,当时东都洛阳修建宫室园林“以备制度”而西土耆老却倡议迁都。不过,当时有一次同样主题、同样背景的创作,为确定这次“较量”的时间提供了线索。
  《后汉书·
传》记载:“建初七年(82),(王景)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迁庐江太守……卒于官。”
  王景历仕汉明帝、汉章帝两朝。而据《后汉书》记载,神雀诸瑞除见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外,也见于汉章帝元和二年(85),当时汉章帝正好“改庐
六安国”。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庐江太守并死于任上。所以,《金人论》只能作于永平十七年,与之创作主题和创作背景完全相同的《两都赋》、《洛都赋》、《反都赋》亦然。
  从后世评价来看,《两都赋》被选为《文选》首篇,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而《洛都赋》和《反都赋》则少有人知,当逊色不少。这样,三次“较量”中班固两胜一平,占尽上风。
  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又成了同事。这时,傅毅“作《显宗颂》十篇,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傅毅名声大振,让班固心中颇有不平。于是,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实际上,傅毅作为当时的文史学家,却是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论衡》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所以,
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斯不自见之患也。”
  班固与傅毅同为言语文学之臣侍奉汉章帝,为了“通讽谕”、“尽忠孝”,奉命进行文学创作自是常事,自然也不乏比试机会。
在《连珠序》中就记载了“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连珠)”的事,可惜傅毅的连珠
今已不存,无法比较。
  汉章帝建初三年,马防拜车骑将军,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直到建初八年,马防被免,傅毅才免官归家。在这期间,班固则和与马氏有隙的窦宪交往甚密。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三个太学同学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而在现存作品中,班固还有《竹扇赋》、《白绮扇赋》,傅毅也有《扇赋》,或为同时之作。

主要事迹

  
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
赋了。当时,父亲
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
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
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

、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班固48岁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蒙古杭爱山脉),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今甘肃额齐纳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文学贡献

  他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为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对此将有专章介绍)。作为赋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
有浓厚的忠于皇室的正统思想。
  根据明帝批评
《史记》 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表彰
颂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的诏令(见《文选·典引序》),他不仅在《离骚序》中,一反自西汉
《离骚传》以来对
的高度评价,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对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而且在《两都赋序》中,与
论赋截然相反,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西汉大赋从为封建王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的角度,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全面肯定,将其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
经》相提并论,赞其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 ,认为 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间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赋》分《子虚》、《上林》两部分,《两都赋》则分《西都》、《东都》;《子虚赋》虚拟 亡是公 针对楚之 子虚 、齐之 乌有先生 互相炫耀,而明天子之义 ,《两都赋》由虚拟 东都主人 针对 西都宾 赞扬长安, 望朝廷西顾 ,而 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子虚赋》前后两部分转接用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两都赋》则用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两相比较,如出一辙,在总体风格上缺乏艺术创新,未能越出西汉藩篱,不过是以超过《子虚赋》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更加典丽宏大而已。
  至于相如《子虚赋》针对当时诸侯曾割据谋叛,而维护皇朝统一,且就帝王淫侈,尽管委婉,毕竟有所讽谏,而扬雄《长扬赋》,讽谕之旨则更为自觉;但班固《两都赋》选材不过是涉及都长安、洛阳,哪个更有利王朝统治,中心思想则只在 宣上德而尽忠孝 ,从内涵意义而言,又似不如了。
  然而班固毕竟天资聪颖,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后汉书》本传),学识渊深,有精湛的艺术修养,写作文章,独具风范。《后汉书·班固传赞》评道: (班)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这种特色在《两都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首先,《两都赋》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帝王宫苑、游猎,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创造性地发展为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能全免大赋夸张渲染失实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不显过分虚浮,有真切的现实感。如对长安城内及郊野的介绍: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
  无论是都城形胜、街市繁华,还是郊野气象、农桑丰硕,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艺术表现,确实 文赡而事详 ,引人遐想。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排偶之中,音调和谐,极少奇僻的异体字,明畅顺达,无汉赋常见的臃肿涩滞之弊,又确实 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正因如此,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
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
《文选》列为第一篇,
也称其明绚以雅赡.尽管《两都赋》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历来为士大夫所重,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扬雄针砭的散体大赋自身具有的通弊,从而扭转其衰竭之势。就赋体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当大赋已经定型为以 穷泰极侈 的笔墨达颂圣之旨,即便有讽谕,也不过 劝百讽一 ,而以骚体为代表的抒发内心情怀之赋,正越来越成熟,在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之时,仍要恪守老路,企图重新振兴,毕竟是违反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断不会成功。
  其实在对待赋体文学的正常发展走向上,班固实际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不仅表现在其于明帝永平初给辅政的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曾高度评价屈原: 屈子之篇,万世归善。 与以后希明帝诏旨诽毁屈原 露才扬己 大相径庭,并效《离骚》之体,作《幽通赋》述志明意,而且当章帝继位后,因官职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时,又效
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的《答客难》体,作《答宾戏》,尽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 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 ,但通过 宾 之口 戏主人 所说的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 ,仍能味出其内心不平衡的情绪。正如

代表作品

  《明堂
》、《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 《白雉诗》、 《论功歌诗》、《咏史》、《幽通赋》
  作品风格
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两都赋序》),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杨厉,完全模仿

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
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两都赋》虽也铺采□文,但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宕。《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卜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卜筮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
《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一面,而县肯定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在《离骚序》中,班固对
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虽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现了他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咏史诗》,□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

目录学家

生平

  
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
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父亲
,曾在光武帝时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
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
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视。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抓,书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掌管和校定图书。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中央档案典籍管理员),秩俸为二千石,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
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章帝后期,班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
就东观藏书阁(东汉皇家图书馆)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然尚未毕便卒。同郡马续,乃昭之门人,博览古今,帝乃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成就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
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
《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
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班固的诗文

汉书 · 传 · 荆燕吴传

两汉班固

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汉元年,还定三秦,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汉王败成皋,北度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贾将二万人,骑数百,击楚,度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之,贾辄避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贾南度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贾举九江,迎英布兵,皆会垓下,诛项籍。汉王因使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尉死,以临江为南郡。 贾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弗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 燕王刘泽,高祖从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泽为郎中。十一年,以将军击陈豨将王黄,封为营陵侯。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奸泽。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岁,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张卿往,见田生帷帐具置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以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金,张卿以其半进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长,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余县王之,彼得王喜,于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须女亦为营陵侯妻,故遂立营陵侯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与田生之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还。 泽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诸刘孤弱。”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是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泽为燕王,而复以琅邪归齐。 泽王燕二年,薨,谥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国嗣。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事。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立四十二年,国除。哀帝时继绝世,乃封敬王泽玄孙之孙无终公士归生为营陵侯,更始中为兵所杀。 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子濞,封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吴。吴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今吴王始诈疾,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与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朝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之,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吴王不肖,有夙夜之忧,不敢自外,使使臣谕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征求滋多,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狧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朝错营或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朝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为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诸侯既新削罚,震恐,多怨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发兵西。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 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山、故长沙王子:幸教!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所愿也。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勉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七国反书闻,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初,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言故吴相爰盎。召入见,上问以吴、楚之计,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贼臣朝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上从其议,遂斩错。语具有《盎传》。以盎为泰常,奉宗庙,使吴王,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辅亲戚。使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拜受诏。吴王闻盎来,亦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亡走梁,遂归报。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孟今无动,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向故父绛侯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吴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推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行间侯、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下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痈发背死。 二月,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联甚痛之。联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诉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不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于是吴王乃与其戏下壮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太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国。胶西王徒跣,席稿,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以罢,可袭,愿收王余兵击之,不胜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之。”不听。汉将弓高侯颓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除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菑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朝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已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曰:“王其自图之。”王曰:“如卬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伏诛。郦将军攻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不诛。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三月皆破灭。 赞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虽疏属,以策为王,镇江、淮之间。刘泽发于田生,权激吕氏,然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危哉!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盖防此矣。朝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毋为权首,将受其咎”,岂谓错哉!

汉书 · 传 · 酷吏传

两汉班固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尝密矣,然奸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号为罔漏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被戮。其后有郅都、甯成之伦。 郅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姬等邪?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不伤贾姬。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上亦赐金百斤,由此重都。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称曰:“已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魏其侯使人间予临江王。临江王既得,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也。 甯成,南阳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猾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善遇,与结欢。久之,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人皆惴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及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阳,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为郎,事文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谨,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陵太守,夺之治。汲黯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冯。后由为河东都尉,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 自甯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类多成、由等矣。 赵禹,斄人也。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时,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中大夫。与张汤论定律令,作见知,吏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 禹为人廉裾,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法辄取,亦不复案求官属阴罪。尝中废,已为廷尉。始条侯以禹贼深,及禹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名为平。王温舒等后起,治峻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悖乱有罪,免归。后十余年,以寿卒于家。 义纵,河东人也。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按太后外孙修成子中,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封为岸头侯。 甯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甯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余,关吏税肄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甯成家居南阳,及至关,甯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强、杜衍杜周为纵爪牙之吏,任用,迁为廷尉史。 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一切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是时,赵禹、张汤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所为弗先言纵,纵必以气陵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吏为务,阎奉以恶用矣。纵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后一岁,张汤亦死。 王温舒,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县亭长,数废。数为吏,以治狱至廷尉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余人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灭宗。以故齐赵之郊盗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追求,会春,温舒顿足汉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此。 上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徒请召猜祸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扬赣、成信等。义纵为内史,惮之,未敢恣治。及纵死,张汤败后,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吏苛察淫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落长以收司奸。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氐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是时,上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复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如故操。 岁余,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它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累千金。 尹齐,东郡茌平人也。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事张汤,汤数称以为廉。武帝使督盗贼,斩伐不避贵势。迁关都尉,声甚于甯成。上以为能,拜为中尉。吏民益凋敝,轻齐木强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后复为淮阳都尉。王温舒败后数年,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 杨仆,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举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敢击行。稍迁至主爵都尉,上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狭,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 咸宣,杨人也。以佐史给事河东守。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官事办,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舒为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小大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宝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为小治辩,然独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难以为经。中废为右扶风,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将吏卒,阑入上林中蚕室门攻亭格杀信,射中苑门,宣下吏,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是时,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 田广明字子公,郑人也。以郎为天水司马。攻次迁河南都尉,以杀伐为治。郡国盗贼并起,迁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为当涂侯,德轑阳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于前,小史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上曰:“女欲不?贵矣。女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 上以广明连禽大奸,征入为大鸿胪,擢广明兄云中代为淮阳太守。昭帝时,广明将兵击益州,还,赐爵关内侯,徙卫尉。后出为左冯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义为御史大夫,以前为冯翊与议定策,封昌水侯。岁余,以祁连将军将兵击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丧柩在堂,广明召其寡妻与奸。既出不至质,引军空还。下太仆杜延年簿责,广明自杀阙下,国除。兄云中为淮阳守,亦敢诛杀,吏民守阙告之,竟坐弃市。 田延年字子宾,先齐诸田也,徙阳陵。延年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霍光重之,迁为长史。出为河东太守,选拔尹翁归等以为爪牙,诛锄豪强,奸邪不敢发。以选入为大司农。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乱,霍将军忧惧,与公卿议废之,莫敢发言。延年按剑,廷叱群臣,即日议决,语在《光传》。宣帝即位,延年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延年奏言:“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奏可。富人亡财者皆怨,出钱求延年罪。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将军之门,蒙此爵位,无有是事。”光曰:“即无事,当穷竟。”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大将军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光因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谢田大夫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齐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国除。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也。其父为丞相掾,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以选除补御史掾,举侍御史。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焉敬惮。延年后复劾大司农田延年持兵干属车,大司农自讼不干属车。事下御史中丞,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止大司农,而令得出入宫。于是复劾延年阑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会赦出,丞相、御史府征书同日到,延年以御史书先至,诣御史府,复为掾。宣帝识之,拜为平陵令,坐杀不辜,去官。后为丞相掾,复擢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强弩将军许延寿请延年为长史,从军败西羌,还为涿郡太守。 时,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赵绣按高氏得其死罪。绣见延年新将,心内惧,即为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观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赵掾至,果白其轻者,延年索怀中,得重劾,即收送狱。夜入,晨将至市论杀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 三岁,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 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通艺于政事,不能绝也。吏忠尽节者,厚遇之如骨肉,皆亲乡之,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然疾恶泰甚,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是时,张敞为京兆尹,素与延年善。敞治虽严,然尚颇有纵舍,闻延年用刑刻急,乃以书谕之曰:“昔朝卢之取菟也,上观下获,不甚多杀。愿次卿少缓诛罚,思行此术。”延年报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余毙,莠盛苗秽,何可不锄也?”自矜伐其能,终不衰止。时,黄霸在颍川以宽恕为治,郡中亦平,屡蒙丰年,凤皇下,上贤焉,下诏称扬其行,加金爵之赏。延年素轻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义出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又道司农中丞耿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为也,当避位去。寿昌安得权此?”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已发,为其名酷复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贺毁之,心恨。会琅邪太守以视事久病,满三月免,延年自知见废,谓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狱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选举不实贬秩,笑曰:“后敢复有举人者矣!”丞义年老颇悖,素畏延年,恐见中伤。延年本尝与义俱为丞相史,实亲厚之,无意毁伤也,馈遗之甚厚。义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有此数事,以结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雒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谓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东海号曰“万石严妪”。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传》。 尹赏字子心,巨鹿杨氏人也。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材、粟邑令。左冯翊薛宣奏赏能治剧,徙为频阳令,坐残贼免。后以御史举为郑令。 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党与,诏书召捕,久之乃得。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墓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辆,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一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赏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计随轻黠愿自改者,财数十百人,皆贳其罪,诡令立功以自赎。尽力有效者,因亲用之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奸恶,甚于凡吏。赏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 江湖中多盗贼,以常为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南山群盗起,以赏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三辅吏民甚畏之。 数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赏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 赞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罔密事丛,浸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

汉书 · 传 · 杜周传

两汉班固

杜周,南阳杜衍人也。义纵为南阳太守,以周为爪牙,荐之张汤,为廷尉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多。奏事中意,任用,与减宣更为中丞者十余岁。 周少言重迟,而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始周为廷史,有一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宽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余,补军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延年以校尉将南阳士击益州,还,为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为逆乱。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敝惶惧,移病,以语延年。延年以闻,桀等伏辜。延年封为建平侯。 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复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延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讠雚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 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言可官试者,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常与两府及廷尉分章。 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延年典领方药。帝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所立。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庙,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诏有司论定策功: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益土。 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 霍光薨后,子禹与宗族谋反,诛。上以延年霍氏旧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贵用事,官职多奸。遣吏考案,但得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后数月,复召拜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延年。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居岁余,上使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千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是时,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视事三岁,以老病乞骸骨,天子优之,使光禄大夫持节赐延年黄金百斤、酒,加致医药,延年遂称病笃。赐安车驷马,罢就第。后数月薨,谥曰敬侯,子缓嗣。 缓少为郎,本始中以校尉从蒲类将军击匈奴,还为谏大夫,迁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延年薨,征视丧事,拜为太常,治诸陵县,每冬月封具狱日,常去酒省食,官属称其有恩。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缓辄上书入钱、谷以助用,前后数百万。 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 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以疾见诋,乃为小冠,高广财二寸,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而邺为“大冠杜子夏”云。 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求贤知自助。凤父顷侯禁与钦兄缓相善,故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职闲无事,钦所好也。 钦为人深博有谋。自上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钦因是说大将军凤曰:“礼壹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书》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色声音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 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钦复重言:“《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听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陈其祸福,甚可悼惧,窃恐将军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至愿,所当勉之也。《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凡事论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则典刑无,考之来今则吉凶同,卒摇易之则民心惑,若是者诚难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无害于今,不逆于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将军辅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将军信臣子之愿,念《关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为汉家建无穷之基,诚难以忽,不可以遴。”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会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与钦兄子私通,事上闻,钦惭惧,乞骸骨去。 后有日蚀、地震之变,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阳侯梁放举钦。钦上对曰:“陛下畏天命,悼变异,延见公卿,举直言之士,将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钦愚戆,经术浅薄,不足以奉大对。臣闻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臣窃观人事以考变异,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外戚亲属无乖刺之心,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殆为后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蚀。时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适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殷道复兴,要在所以应之。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有不忍移祸之诚,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以陛下圣明,内推至诚,深思天变,何应而不感?何摇而不动?孔子曰:‘仁远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数御安车,由辇道,亲二宫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如不留听于庶事,不论材而授位,殚天下之财以奉淫侈,匮万姓之力以从耳目,近谄谀之人而远公方,信谗贼之臣以诛忠良,贤俊失在岩穴,大臣怨于不以,虽无变异、社稷之忧也。天下至大,万事至众,祖业至重,诚不可以佚豫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无益之欲,以全众庶之命。臣钦愚戆,言不足采。” 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 钦对曰:“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贵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主,远观其所主。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术也。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孔子曰‘恶紫之夺朱’,当世治之所务也。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不言则渐日长,为祸不细,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违忠而耦意。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 钦以前事病,赐帛罢,后为议郎,复以病免。 征诣大将军莫府,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救解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过,及继功臣绝世,填抚四夷,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穰侯,昭王之舅也,权重于秦,威震邻敌,有旦莫偃伏之爱,心不介然有间,然范雎起徒步,由异国,无雅信,开一朝之说,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见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数百岁,若合符节,甚不可不察。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 顷之,复日蚀,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见,果言凤专权蔽主之过,宜废勿用,以应天变。于是天子感悟,召见章,与议,欲退凤。凤甚忧惧,钦令凤上疏谢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为不食。上少而亲倚凤,亦不忍废,复起凤就位。凤心惭,称病笃,欲遂退。钦复说之曰:“将军深悼辅政十年,变异不已,故乞骸骨,归咎于身,刻己自责,至诚动众,愚知莫不感伤。虽然,是无属之臣,执进退之分,絜其去就之节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将军,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昔周公虽老,犹在京师,明不离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犹叹息永怀,宿夜徘徊,不忍远去,况将军之于主上,主上之与将军哉!夫欲天下治安变异之意,莫有将军,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书》称‘公毋困我!’唯将军不为四国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凤复起视事。上令尚书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诏狱。语在《元后传》。 章既死,众庶冤之,以讥朝廷。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见章素好言事,以为不坐官职,疑其以日蚀见对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也。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章,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钦之补过将美,皆此类也。 优游不仕,以寿终。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钦兄缓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请,成帝时乃薨,子业嗣。 业有材能,以列侯选,复为太常。数言得失,不事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平。后业坐法免官,复为函谷关都尉。会定陵侯长有罪,当就国,长舅红阳侯立与业书曰:“诚哀老姊垂白,随无状子出关,愿勿复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关,伏罪复发,下洛阳狱。丞相史搜得红阳侯书,奏业听请,不敬,坐免就国。 其春,丞相方进薨,业上书言:“方进本与长深结厚,更相称荐,长陷大恶,独得不坐,苟欲障塞前过,不为陛下广持平例,又无恐惧之心,反因时信其邪辟,报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坐长者归故郡,已深一等;红阳侯立坐子受长货赂故就国耳,非大逆也,而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宏、故少府陈咸,皆免官,归咸故郡。刑罚无平,在方进之笔端,众庶莫不疑惑,皆言孙宏不与红阳侯相爱。宏前为中丞时,方进为御史大夫,举掾隆可侍御史,宏奉隆前奉使欺谩,不宜执法近侍,方进以此怨宏。又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临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为奸利,请案验,卒不能有所得,而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为丞相,即时诋欺,奏免咸,复因红阳侯事归咸故郡。众人皆言国家假方进权太甚。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皆但以附从方进,尝获尊官。丹前亲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几获大利。幸赖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验,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于朱博、孙宏、陈咸所坐。方进终不举白,专作威福,阿党所厚,排挤英俊,托公报私,横厉无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不望风而靡,自尚书近臣皆结舌杜口,骨肉亲属莫不股栗。威权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国家也。今闻方进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复赏赐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来今。” 会成帝崩,哀帝即位,业复上书言:“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曲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知赵昭仪杀皇子,不辄白奏,反与赵氏比周,恣意妄行,谮诉故许后,被加以非罪,诛破诸许族,败元帝外家。内嫉妒同产兄姊红阳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弃。新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孤独特立,莫可据杖,权臣易世,意若探汤。宜蚤以义割恩,安百姓心。窃见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诸吕欲危刘氏,赖有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不者,几为奸臣笑。” 业又言宜为恭王立庙京师,以章孝道。时,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劾宏误朝不道,坐免为庶人,业复上书讼宏。前后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见拔用。业由是征,复为太常。岁余,左迁上党都尉。会司隶奏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复就国。 哀帝崩,王莽秉政,诸前议立庙尊号者皆免,徙合浦。业以前罢黜,故见阔略,忧恐,发病死。业成帝初尚帝妹颍邑公主,主无子,薨,业家上书求还京师与主合葬,不许,而赐谥曰荒侯,传子至孙绝。初,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自谓唐杜苗裔,岂其然乎?及钦浮沉当世,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业因势而抵陒,称朱博,毁师丹,爱憎之议可不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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