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援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我东北。垂涎华北；蒋介石消极抵抗，节节退让时，善于投机钻营的任援道1935年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这是任援道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头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在此民族危亡时刻，志士仁人共赴国难，而任援道却独有打算，他利用权术收编了镇江鱼雷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收编了太湖里的部分游击部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一万多人马，投靠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的帐下，先任绥靖部长，后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下辖7个师，1个独立团，很快成为维新政府中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的倒行逆施，受国人唾弃。
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多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11月22日，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达青岛，参加“汪、梁、王”青岛会谈，结束后即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为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这大概是他握有兵权的缘故。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1940年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所辖部属一律一不变。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群丑弹冠相庆，任当然十分得意，并组建了绥靖军军官学校，亲任校长，培植亲信。
任援道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汪伪军事积分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牢固地确立了他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
任援道靠边反共卖国起家，在抗战初年，他搜罗了一帮人马，建立了武装，并把他儿子任祖萱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41年将其安插在伪第一方面军任教导旅旅长，不久又提升为伪第二军第四师师长。李士群任伪江苏省主席时，任还将儿子推荐为伪省政府十个成员之一。1941年5月伪开始“清乡”，任援道作这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的委员，他推荐儿子任祖萱为清乡委员会中的“招抚整编委员会”委员。任祖萱是个典型的吃喝嫖赌俱全的公子哥儿，他的部队在宜兴驻防过，据宜兴老人讲，军纪极坏，以“清乡委员会”、“招抚整编委员会”的名义搜罗零散武装与武器，在许多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给宜兴人民造成极大危害，留下极坏的影响。
任援道在汪伪《时代丛书》上发表《国府还都周年纪念感言》，对汪日勾结极尽吹捧，痛骂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分子，并说抗战是“痴心妄想”、“误国殃民”、“罪难擢数”，要大家都像他那样“从事和平”则“复兴是繁荣之成绩”早已“蔚然可观”，鼓吹“和平反共建国之大业”的“美好”前景。1941年以后日伪建立稳固的后方，在占领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扫荡”，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极为卖力，他以伪海军部长的身份抽调海军舰艇配合，封锁重要交通河道和太湖等重要湖泊，成为日军的主要帮凶，杀害了许多抗日志士和无辜的群众。1942年6月1日，任援道陪同褚民谊代表伪中华民国政府访问日本，觐见日本天皇裕仁，翌日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主子点头哈腰，极尽奴颜婢膝。鼓吹“大东亚共荣”，卖国求荣的巨奸嘴脸毕露。

全国抗战的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早与军统与戴笠搭上关系的任援道觉得死走一条道不行，狡兔三窟，于是与就近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有着微妙的联系，与忠义救国军“互不侵犯”，为自己留下了活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南京政府作鸟兽散。在此之前，任援道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苏浙皖三省总指挥陶广的建议，率军归顺重庆国民政府。8月12日，蒋介石委任他为先遣军总司令，负责京（南京）、苏（苏州）一带治安，所有伪司令官原统辖之军警、保安团队以及江苏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统归其指挥。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京、沪，他交出部队，兵员都拨归国民党部队补充，蒋介石委派他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而任援道却销声匿迹地住在上海愚园路私邸。此后时局稍稍安定，汪伪群奸纷纷落网。他深知罪孽深重，更知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担心自己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有朝一日会受到惩治。于是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前往香港，在九龙弥顿道中段热闹市口开了一家酒楼。徐铸成先生1948年赴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时，在一友人处见到任援道夫妇，任援道因同徐铸成先生为同乡，任邀请徐先生光顾其酒店，徐先生怎肯与汉奸交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顿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加拿大，结束了罪恶的一生。